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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18 16:28:05
在10月1日国庆节到来前夕,《环球时报》记者对话老中青三代香港人,听他们回忆与祖国共同走过的点点滴滴。1941年底,在日本彻底攻占香港时,林珍年仅6岁。然而,当时的香港仍在港英当局治下,祖国的保护对于大多数港人来说遥远而模糊。林珍在那一年决定返港,一是出于落叶归根的朴素心愿,二是希望在家乡的土地上亲眼见证香港回归祖国的瞬间。

「斯博国际团队业绩」听老中青三代港人讲述香港与祖国这70年

斯博国际团队业绩,编者按:[环球时报记者易云·陈青青]新中国成立70年来,风云变幻。在过去的70年里,香港社会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两者的变化密切相关。他们相互支持,相辅相成。10月1日国庆前夕,《环球时报》记者采访了香港三代老人、老人和年轻人,聆听了他们对与祖国一起经历的小事情的回忆。他们的成长和生活背景大不相同,但他们都见证了过去70年或中国特殊时期的事件。从他们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多次看到香港与内地的无数联系,甚至可以感受到永不放弃、血浓于水的感觉。

偷偷摸摸去参加成立典礼的抗日老兵,回顾1949年-

"我们香港人最终受到祖国的保护."

谈到香港的斗争和解放历史,参加过抗日战争、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到香港回归半个世纪风暴的香港老兵林震,也许是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1941年底,当日本完全占领香港时,林震才6岁。两年后,她加入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成为抗日队伍中的“小信使”。“一个小女孩,背着篮子跑着跳着,别人不会怀疑的”,趁着年龄不易察觉,林震给游击队之间发信息。

当时,年轻的林震不明白“反法西斯斗争”和“民族独立”的重要原则,但觉得自己为保卫香港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当时,我常常想,只要有祖国保护我们,香港人就不会再受欺负。”林震向《环球时报》记者回忆说,在战争和动乱的时代,失去祖国保护的香港人是“最痛苦的”。他们不仅在“日本占领”期间受到日本人的欺凌,而且港英当局还禁止一切具有民族独立的进步活动,甚至严厉惩罚教工厂工人夜间读写的行为。

林珍(右二)和她的家人在1950年被拍摄。她的父母、兄弟姐妹都是抗日的。

当时,林震和许多香港人一样,日夜盼望着北方胜利的消息。“在我的中学里,一直都有非常爱国和进步的老师。他们秘密地告诉我们北方解放战争的情况,在广播里给我们播放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的歌曲,甚至教我们毛主席的诗《百万英雄过河》。然而,在当时港英当局的统治下,这一切只能在黑暗中悄悄地进行,我们每天都默默地热切地期待着最后胜利的消息。”林震说道。

林震还记得1949年10月1日,老师悄悄地带她和其他同学去了当时的香港华侨酒店。“没有电视的时候,他带着一个小收音机和我们一起听建国典礼的消息。此刻毛主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每个人都跳了起来,喊了又喊,然后哭了。这是无法形容的快乐。许多人哭着说,‘我们不仅赢了日本鬼子,还建立了我们自己的国家!从那以后,我们香港终于受到了祖国的保护!”“今天,当向《环球时报》记者回忆这一切时,这位80岁的老人哽咽了好几次。

然而,当时香港仍在港英政府统治之下,对大多数香港人来说,祖国的保护是遥远而模糊的。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林震选择北上学习和工作。她回到香港是在1995年。那一年,林震决定回归香港,首先是出于回归落叶归根的简单愿望,其次是为了亲眼目睹香港回归祖国的时刻。作为当年东江纵队最年轻的成员,她还联系了所有幸存的香港抗日老兵,与他们一起聚集在香港,分散在全国各地,迎接统一大业。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超过四百名退伍军人在香港北区大会堂一同观看移交仪式。半个多世纪后,许多人已经去世,活着的人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但我们多年来一直期待着同样的事情,那就是(香港)回归祖国。所以当我们看到英国国旗降下,中国国旗升起时,我们无法停止哭泣。”说到这里,林震又哭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大厅里没有声音,国歌也不能演奏。后来,我们400人齐唱,一起唱完了歌。回顾50多年前,我们唱了《志愿者进行曲》,鼓励自己摆脱奴隶制,争取民族独立。现在我们终于要唱这首歌了,直到今天。这真的是电影无法制作的场景。”林震感慨道。

回顾半个多世纪的跌宕起伏和悲欢离合,林震有时仍觉得香港今天可以像做梦一样。用她的话说,没有新中国的建立、发展和崛起,香港就不可能回到祖国的怀抱,实现自己的自决梦想。"过去70年来,香港一直分享着祖国的骄傲和荣耀。"林震说道。

第一代港商回忆改革开放-

“我希望它们能成为接力赛。”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辉煌历程中,港商写了一篇非常精彩的文章。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初,毗邻香港的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一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让许多港商看到了机遇。他们首先用资本和技术将制造业转移到北方,从仅一条河之遥的深圳开始,到珠江三角洲的其他地方,参与创造了随后的经济奇迹。

梁郝伟是首批北上的港商之一。在珠江三角洲,他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东莞钟表业的创始人”。当时,梁郝伟和其他港商一样,不想承受因香港土地有限和劳工短缺而增加的成本。他在东莞成立了一家钟表公司,并将所有相关产业链从香港一个接一个地转移到东莞。

1995年,梁郝伟(右一)陪同天美时公司总裁迈克·雅可比参观东莞工厂。

"祖国的发展与港商的发展密切相关."回首今天那个时候,梁郝伟表达了这种感叹。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那些日子里,在东莞建立加工厂可以赚取稳定的加工费。由于全球产业转移和经济全球化浪潮带来的红利,许多港商在东莞等地迎来了职业生涯的“第二个春天”。

成功听起来很自然,但这个过程并不容易。“从英国殖民统治下的繁荣城市,投资仍然是一个荒芜城市的东莞,是一个难以想象的艰难。”梁郝伟说:“当时,东莞很多地方甚至没有水和电。我们必须完全依靠自己发电和取水。”他告诉记者,他的手表公司刚成立时,只是一个小加工厂,有两个工厂,用来料加工,技术含量和利润率相对较低。

梁郝伟没想到东莞会成为“世界工厂”,他的德利钟表公司会成长为“东莞制造”的代表。如今,德利钟表有限公司已发展成为年产360万只高端手表和70万套瑞士手表配件的大型企业。它在瑞士有自己的制造厂和工程技术中心,也有自己的品牌。

“祖国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平台,我们正在发挥连接内地和海外市场的桥梁作用。”梁郝伟说,中国的发展和港商的命运在改革开放时代的主题下“相互实现”。“现在,每年我们都会邀请一些香港年轻人来东莞参观我们的工厂,了解更多香港人参与祖国改革开放的故事,希望他们能成为我们的接力赛”。

“董事会议室”的年轻首席执行官谈论新时代-

“没有中国的崛起,我的命运就不会逆转。”

在年轻一代的香港企业家中,吴杰庄有些“不同”。他走出隔间和公共住宅。在香港,如今这个阶层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巩固,企业家很少有这样的经历。改变他命运的是他在本世纪初去北方学习和创业的经历。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他一再哀叹,是中国时代的大潮造就了他自己命运的“反击”。

“我出生在一个木板房里,也就是一个被木板隔开的房间。一个四口之家挤在不到8平方米的地方,但也有20多个家庭共用一个卫生间。当我两三岁的时候,我父亲申请了香港的公共住房。我们最终搬到了一个不到20平方米的公共住房,从市区开车一个多小时,直到我上大学。”吴杰庄说。

吴杰庄从未放弃改变命运的努力。2001年,刚从香港理工大学毕业并获得系统工程博士学位的吴杰庄注意到深圳,深圳与香港相隔一片水域。那里的蓬勃发展让他觉得很有吸引力。不久,他做出了一个勇敢的决定:在深圳开一家人脸识别技术公司。「对我那个时代在香港出生的人来说,发展的机会和空间已经很小了。香港的经济和社会阶层已经巩固,几个大型家族财团已经形成,但内地有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

2004年,吴杰庄再次为当时的香港人做出了一个难得的选择——到清华大学攻读博士后学位。吴杰庄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当时,香港的大学在人脸识别技术上与北京有很大差距,特别是清华大学,可以与美国最先进的水平相媲美。为了开阔他们的视野,向北走是不可避免的选择。这个选择非常正确。两年的学习不仅使他克服了技术困难,而且还与内地相关技术领域建立了联系。2006年,吴杰庄的技术中标,并应用于深圳罗湖口岸的通关流程。不久,他的公司在美国上市。

每当谈到他的成功,吴杰庄总是感叹他是这个时代的“幸运儿”。“我的技术应用于罗湖,这是连接深圳和香港的门户。随着中国的发展,它已成为本世纪世界上最繁忙的陆路口岸之一。可以说,如果没有内地和香港多年来的频繁往来,没有近14亿中国人的“基础”,我的业务上限将会低得多,因为香港有700多万人口。

梦想实现后,吴杰庄开始帮助更多香港普通年轻人改变他们的命运。2015年国家提出粤港澳大湾区的构想后,吴杰庄成立了风险投资基金,并建立了网络交流平台,将更多希望在大湾区实习创业的香港大学生联系起来。他说,今日海湾地区广阔的市场、便利的基础设施和蓬勃的经济活力,使更多香港年青人得以实现他们的梦想。

吴杰庄(左起)向香港年轻人介绍了大湾区的就业和创业前景。

“如果不是十多年前我有幸来到大陆,我可能就像今天那些从事街头政治的香港年轻人一样。”吴杰庄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希望更多的香港年轻人像我一样感受到国家发展的好处。我想让他们在珠海和深圳找到更广阔的空间。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对国家有更多的感情,只有这样,香港才能真正融入中国崛起的伟大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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